在《重器》的终章中，经历了长达十二年的分离，张丽慧与余高远在法院的走廊意外重聚。余高远西装整齐，略显发福，手中握着保温杯，轻声道“丽慧，好久不见”。此时的张丽慧则身着检察官制服，身后跟着郑建民，手中拿着闫继才案重新审理后的归档材料。两人彼此点头致意，就如同两条曾经交汇却各自远离的直线，虽然语气冷淡，但空气中却透着一股竞争的火药味，甚至比当庭辩论还要更为紧张。
回想十二年前的南余县，张丽慧曾是余高远口中的“书呆子学姐”，而余高远则是法学院的佼佼者，凭借口才和心机风生水起。张丽慧当时对他心存期待，憧憬着他所承诺的“以后带你进最高法”，但最终却因余高远的一次酒后无礼和长年不见的冷落，磨灭了对他的幻想，主动申请去西疆的别山监狱担任驻监检察官。而余高远则娶了背景深厚的方好好，依靠岳父方雷鸣的支持，步步高升，似乎认为张丽慧将永远留在荒凉之地。
出乎意料的是，张丽慧在别山拼搏了近十年，联手郭达杰翻转了闫继才案件，使真凶贾鹏落网，冤屈的闫继才得以重见天日。经过这场艰苦斗争，张丽慧终于凭借自身的业绩被调回北京的最高检，完全不是依赖什么人，都是一笔一笔在卷宗上书写而成的。郭达杰在临近退休时，将自己干女儿“送回”体制内，而他则选择继续留在西北。
郑建民的发展更加引人注目。在南余法院一开始任职穷困的无编制秘书时，余高远曾当众嘲笑他“连法条都记不全”，而张丽慧也从未察觉他的存在。然而这个人默默努力，夜校学习，抄写法条，最终从书记员升到南陆法官，并因闫继才案与张丽慧再次相遇。他暗恋她多年，却始终不敢表达，只是在背后默默支持，帮她准备证据、陪伴她走访现场，甚至为她挡住吕天成冷漠的态度。等到张丽慧识破余高远的真实面目时，回首间发现，郑建民已在她的身边，与她并肩而立。
在这十二年后重逢的那个瞬间，余高远试图亲近，称呼张丽慧为“老同学”，但她只冷冷地回应“案子结了，各自忙各的。”郑建民则在旁静默，肩上的法官徽章与张丽慧的检察徽章一放在一起，使得余高远的副院长气势立刻小了许多。讽刺的是，余高远一生所追逐的最高法，郑建民凭借专业知识早已进入；而张丽慧则以翻转冤案的成绩回归，顺理成章地将曾经默默奉献的秘书郑建民娶回家。
可以说，郑建民的成就并非来自于他获取的权力，而是因为他坚持不走捷径，接受了“配不上”的现实，在十二年间成长为与张丽慧并肩的伙伴。张丽慧欣赏他的原因在于，他不会利用婚姻作为跳板，也不会在她受威胁时劝她保持低调。每当西疆停电，他总会在铁门外送来温暖的粥；下雨天时，他撑伞为她遮挡自己却湿透一边。这些都是余高远无法做到的，他总是想着如何通过投资获取回报。
余高远失利的原因在于他过于注重权位。面对方好好的残疾，他感到羞耻，岳父方雷鸣病重时则盘算遗产，夏英杰殉职时只顾虑此事是否会影响自己评优。最终，方好好透彻觉醒选择离婚，方雷鸣则愤怒至死。胡旭东案中，他明知道无罪却犹豫不决，最终依靠他人之助才抓住了正义。
在重逢的时刻，余高远瞧着张丽慧和郑建民，感受到的并非嫉妒，而是突然意识到自己拼尽全力所争取的一切，原来并不属于这个他以前以为是自己想法之上的卓越桌子。张丽慧并没有对余高远展开报复，她只是不再让他参与自己的生活剧本。在与郑建民的婚礼上，她没有邀请余高远，而是向郭达杰的遗像、闫继才、陈一众以及夏英杰的墓前敬酒。
如今，郑建民在最高法审减刑，张丽慧则在最高检办理申诉，两人骑着共享单车去市场，过着与法学院的那些“法治精英”截然不同的生活。而这种生活，将“重器”这一词从文件中搬到了日常琐事中——法律的存在是为了减少像杜晓辉那样因疑罪而逝的年轻生命。
在十二年的重聚中，张丽慧面无表情地站在那儿，余高远未能说出的“你变了”却卡在了喉咙里。变化的不正是她，而是余高远依旧用职称和房产来衡量他人，而张丽慧早已学会用卷宗和良心来评价自己。郑建民之所以被视为赢家，赢得的不仅仅是相比于余高远的胜利，而是通过余高远一生所验证的“向上爬才是最高价值”的理念，最终不及一个乐于陪伴她翻五年旧案的人则更为可靠。最终，张丽慧以冷静而坚定的姿态，展现出当年余高远轻易遗忘之事，而如今即便他想要触及，也会感到遥不可及。